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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记得陈丹燕谈唐诗宋词的口气,不是不敬,也不是不屑,而是疏离,就像对一个父执辈的长者。她50年代出生。中国国学的根系,自从五四被风卷残云之后,到“文革”,大概连地下球茎都给摧枯拉朽了。之后,她在《上海的风花雪月》里写永安公司的郭家小姐,说她是个大家闺秀。“走在她的身边,我们三个年轻女人倒像是男人,慌慌张张、笨手笨脚、粗声大气……她八十岁了,依旧是女子的精美和爱娇。”我是70年代出生的,对“闺秀”也没有任何概念,在我身边,大概两种女人居多:一是骨架硬朗、行事强势、中性化的;一是愚忠愚孝,思想退化,完全附属于家庭责任的。
最近看的一些书,互为骨肉。比如《缀珍录》,是在学术层面上讨论清代女子的教育和写作。然后又看了些近代闺秀的传记,正好补足了《缀珍录》里实例不足的部分。我恍然惊悟,在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,居然真的活跃过“闺秀”这么一种生物!
闺秀当然出身高贵,不是官宦就是世家。看《合肥四姐妹》,母亲出嫁的行头,送嫁队伍能长达几条街,嫁妆准备了10年,连马桶都备好了。文洁若是外交官的女儿,杨绛的姑母是北女师校长,张家四姐妹是清代官员之后,张充和的养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。一班佣人伺候衣食,还有另外一班做粗使。闺秀当然学养丰厚。张家姐妹自幼就有私塾老师,学昆曲是专从戏班找的“角”。杨绛、郭婉莹、张爱玲、文树新,通通都是启明女校、中西女校出来的。这些学校的校规、礼数都很严苛。张爱玲自称很笨拙,可是几十年后,她在美国接待读者,后者一样赞许她动作的优雅。这是骨血里的流痕,无法清洗的。胡兰成被她端杯子的动作惊艳到,不一定是虚辞。
闺秀因为家境的殷实,成长环境的富足,都很有傲骨。郭婉莹贵为永安公司老板的掌上明珠,一样自己开车去谈生意。“文革”时被下放挖泥塘,手指关节都变形了,她仍用每月的24块钱工资,供儿子读书,送女儿学芭蕾。有一次她回城,路过一个小吃店,发现自己的钱,居然只够吃一碗阳春面。她这辈子,最骄傲的,不是身为富商之女,而是“一直都是自力更生”。苦难之后,她拒绝写回忆录,因为“不喜欢诉苦”。没有穷苦人家的苦大仇深,满怀着翻身复仇的怨毒,闺秀们自幼养尊处优,所以更加平和有光。
这种独立不仅是物质的,更是意识和判断力。郭婉莹非要嫁个清华穷学生,张允和找了完全门户不当的贫寒周家,只是因为——我喜欢。她们饱读诗书,却又大胆奔放。
卞之琳追求张充和的诗歌:“百转千回都不能与你讲,水有愁,水自哀,水愿意载你。”这首诗打动了无数读者,只可惜没有打动它要打动的那个人。张充和认为卞之琳喜欢卖弄,流于肤浅。倒是人人都施以白眼的刘文典,充和很欣赏他的不羁。充和最沉溺的艺术是书法和昆曲,她说这两种艺术的极境,就是“隔”:书法的悬腕“心忘于笔,手忘于书”,昆曲的“演员和角色之间的悬隔”——我真的被这个女人迷倒了。她活在内心的藩篱里,隐于云端,然而她又活泼入世,社交丰富。之前看到过很多西方作品里自强不息的女性,但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式、闺秀式的强大自我,很美!
闺秀们并不骄矜,她们同样也不失传统女性的持家妇德。张兆和嫁了沈从文,对方一向活在精神小桃源里,世俗杂务得靠妻子。他还拒收兆和的嫁妆。他的高姿态,要靠张兆和多方筹措、勤俭持家,才一点点补足。对此兆和一直保持缄默,直到编写沈从文文集的时候才略有微词。她承重的背影如此优雅。陈寅恪的太太唐筠,贵为官家后人,下嫁陈寅恪后,事事以丈夫为重。避居村野,为了给体弱的陈寅恪补身,还养羊挤奶。
闺秀们基本都婚姻幸福,夫妻恩爱,儿女成才,而她们恪守的那个体系,就是国学里最好的那块东西。而且被营养了——人是这样的,如果发乎内心,那么就是滋养,反之就是虚耗。可是这些传统女性,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深信不疑,而且还得到了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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